新五人詩選

張執浩，1965年秋生於湖北荊門，1988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現為武漢市文聯專業作家，《漢詩》執行主編。主要作品有詩集《苦於讚美》《動物之心》《撞身取暖》《寬闊》和《歡迎來到岩子河》，另著有長、中短篇小說集多部。作品曾入選200多種文集（年鑒），曾先後獲得過中國年度詩歌獎（2002）、人民文學獎（2004）、十月年度詩歌獎（2011），第12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獎（2013），首屆中國屈原詩歌獎金獎（2014），第六屆湖北文學獎（2014），第九屆屈原文藝獎（2014），首屆武漢市文化藝術獎等獎項。

餘怒（1966年12月——），中國當代詩人，著有詩集《守夜人》《餘怒短詩選》《餘怒吳橘詩合集》《主與客》和長篇小說《恍惚公園》等。

雷平陽，著名詩人，1966年秋出生于雲南昭通，現居昆明。著有《雲南黃昏的秩序》《雷平陽詩選》《我的雲南血統》《雲南記》《出雲南記》《基諾山》《山水課》和《烏蒙山記》等作品集二十餘部。曾獲人民文學獎、詩刊年度大獎、十月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詩歌獎和魯迅文學獎等眾多獎項。

陳先發（1967年10月——），安徽桐城人。1989年畢業於復旦大學。著有詩集《春天的死亡之書》（1994年）、《前世》（2005年）、長篇小說《拉魂腔》（2006年）、詩集《寫碑之心》（2011年）、隨筆集《黑池壩筆記》（2014年）、詩集《養鶴問題》（2015年臺灣版）、《裂隙與巨眼》（2016年）等。曾獲獎項有“十月詩歌獎”“十月文學獎”“1986年――2006年中國十大新銳詩人”“2008年中國年度詩人”“1998年至2008年中國十大影響力詩人”“首屆中國海南詩歌雙年獎”、首屆袁可嘉詩歌獎、天問詩歌獎、中國桂冠詩歌獎、2015年桃花潭國際詩會中國傑出詩人獎、陳子昂詩歌獎、安徽文學獎、揚子江詩學獎等數十種。2015年與北島等十詩人一起獲得中華書局等單位聯合評選的“新詩貢獻獎”。作品被譯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臘等多種文字傳播。

《新五人詩選》序
洪子誠
這部詩選，收入臧棣、張執浩、雷平陽、余怒和陳先發五位元詩人的作品。他們均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60年代出生的詩人，在“朦朧詩”之後到90年代，有多位已享有盛名，對當代詩歌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這五位詩人有所不同。雖然80年代就開始寫詩，卻不像是早慧者；或雖天賦異稟，卻不願隨意揮霍才情，追求靈光一閃。他們都有過一段時間勤謹、踏實，自覺也自信的探索，在生活經驗、知識積累和藝術能力的綜合中，逐漸形成屬於自己的處理生活、語言的獨特的詩歌方式，詩藝漸趨精湛。這部詩選，展示了他們自90年代到現在各自取得的優秀成果。
詩選名字中的“新”，對應的是30年前的《五人詩選》。《五人詩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于1986年，是北島、舒婷、顧城、江河和楊煉的詩歌合集，當時曾經產生不小的影響。它的當代詩歌史意義，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充滿爭議的“朦朧詩”做了辯護，以國家“正式”出版物的身份，來確立“朦朧詩”的地位。另一是對始自70年代的新詩潮的詩人，以詩選的形式做出評價——在一個時間裡，北島等“五人”，確實也被看作是“朦朧詩”的代表。自然，這兩方面的意義同時也包含“尷尬”。在費力地確認“朦朧詩”合法地位的時候，這一詩歌運動和相應的詩歌方式事實上已走向式微，繼承者吹響了挑戰“前行人”的號角。另外的尷尬來自對“代表詩人”的認定，隨後出現的著名質疑是：“我所經歷的一個時代的精英已被埋入歷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天飛上天空”。
可以看出，《新五人詩選》的編選，也與《五人詩選》一樣，具有詩歌史視野上的批評意識。既是具體詩人的創作展示，同時包含對一個時期的詩歌狀況做出評價的預期。自然，因為情勢和物件的不同，面對當前詩界的複雜，創作成果在藝術上的豐富多樣，《五人詩選》這類性質的選本原先的那種批評承擔，已經難以複現。但是，《新五人詩選》本身，以及它與《五人詩選》建立的連結，也有可能成為視窗，為我們觀察80年代以來詩歌發展軌跡，和一個時期（主要是21世紀這十多年）富生命力的詩歌寫作取向提供某些線索。例如：
80年代雖然常被當作詩歌的“黃金時代”懷念，但那是詩歌與政治糾纏的時期“特例”；正如《新五人詩選》中一位詩人堅持的論斷：“朦朧詩”只是打開了門窗，詩歌寫作的廣闊前景遠未窮盡。曾經被普遍認為是潰敗、衰落的90年代，事實上是創造力積蓄，堅韌進行精神和詩藝探求的時期。
又如，在建立相對獨立、“自治”的詩歌文化上，詩人和批評家做出的努力。詩的“邊緣化”不完全只在負面意義上使用。詩人在對新詩史和“朦朧詩”的反思中，辛苦地說服他人，也辛苦地說服自己：詩歌的力量既來自與社會現實、與政治的密切關聯，同時也來自與社會現實、政治保持距離的堅定程度。而歸根結底，詩的生機和創造力的獲得，有賴於詩人找到屬於自己的處理生活、藝術的特殊方式；離開這一點，關於現實和道德的承諾，雖莊嚴、動人，卻脆弱且易衰老。
又如，面對新詩史難以化解的西化與本土，現代與傳統的緊張關係，努力將這一精神焦慮，轉化為再生的契機和動能。新詩既無需以是否“繼承”古典詩歌作為前提，也不必再徵引外國（西方）詩歌作為依據；一些優秀詩人，已具備足夠的心理能量、知識儲備和藝術才能，來參與和古典詩歌、與域外詩人的對話。20世紀40年代的“綜合”概念，再次提出並有新的闡發。不僅涉及詩歌文化資源的構成，也指向詩人經驗、情感、知識、語言的整體能力的培養：“將‘對立’植入母體內，形成時代特有方式的批判性”。在這個基礎上，對“詩藝”的性質和地位獲得新的理解。詩人意識到，從事這個行當，僅憑小靈感，憑自發的想像力，和對空泛的“意象中心”的抒情方式的迷戀無法走得更遠。也意識到詩藝不只是具體的修辭技巧，更是發現生活和詞語奧秘的能力；“形式”既是在表達“內容”，也是對“內容”的創造，詩通過“虛假”的形式創造可能的生活、情感形態。
……
新詩已經百年。這百年來，不少詩人、批評家以至關切中國新詩的海外漢學家，不斷有“新詩為何沒能出現世界公認大詩人”的發問，他們的焦慮，和“偉大詩人”的熱切期待讓人動容。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也培育、出現了另一種更健康的詩歌態度，正如《新五人詩選》一位詩人寫的：
我站上去
海拔抬高到1852米。它立誓：
決不與更高的山峰碰面，也不逐流而下
把自己融解於稀薄的海水之中
不自卑，也不虛妄。扎實且自信的心態，更有可能通向未來。這樣，在詩歌“寒冬”時分，就無需理會“詩歌已死”“詩歌危機”的危言聳聽，而在活力四射，熱鬧輝煌的今日，也抑制有關詩歌已進入社會文化中心，獲得“大眾”的幻覺。這是一種新的品質：在含混的地方努力獲得確定，在粗暴的單一判定中揭示歧義，表達懷疑。
1986年的《五人詩選》在編排上頗奇特。封面和裡頁作者排列次序依次為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而內文次序卻換為楊煉、江河、北島、舒婷、顧城。全書既沒有序言、後記，沒有內容提要，總目錄只標作者名字，具體作品目錄要到各別詩人部分才能找到。這種奇特的編排方式，相信與那個時期的政治、詩歌氣候有關，而編者的“無奈”，又可能轉化為“詭計”，讓使用者要找某一詩作，幾乎得翻遍全書。不是說寫作是一種克服嗎？編者的意思是閱讀同樣也是克服，不要想像得那麼容易。沿著這個我推想的思路，我期望《新五人詩選》也採取這一編排方式，甚至更進一步，採用1983年《舒婷、顧城抒情詩選》的編排方式，將作品打亂，不注明具體作品的作者名字，讓讀者去一一辨認。當然，我也知道編者不可能採納這個意見，他們堅持要有“序”。這樣，便有了上面這些在性質上純屬“蛇足”的文字。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