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學關系的里程碑（1898-1979）

致中國讀者
——寫在《中西文學關系的里程碑》重印時
序
導 論


第一章 梁啟超和王國維︰外國現代觀念對中國文學界的第一次沖擊
第二章 魯迅的《口內喊》︰與迦爾洵、安特萊夫和尼采的創造性對抗
第三章 郭沫若的《女神》︰與泰戈爾、惠特曼、歌德的創造性對抗
第四章 茅盾的《子夜》︰與左拉、托爾斯泰、維特主義和北歐神話的創造性對抗
第五章 曹禺的《雷雨》︰與歐里庇得斯、萊辛、易卜生及高爾斯華綏的創造性對
第六章 洪深的《趙閻王》︰與奧尼爾和貝克的文學間關系
第七章 馮乃超的《紅紗燈》︰與法國象征主義
第八章 何其芳的《夢中道路》︰與英法象征主義和希臘神話的文學問關系
第九章 馮至的《十四行集》︰與德國浪漫主義、里爾克和凡‧高的文學間關系
第十章 巴金的《寒夜》︰與左拉和王爾德的文學間關系
第十一章 老舍的《西望長安》︰與果戈理的《欽差大臣》
第十二章 盧新華與其他作家︰“文化大革命”的游歷
結論
譯者後記
譯者補記

丁百多年前，當比較文學在法國勃興之時，各民族文學間的關系研究就曾是這一學科的主要內容，但當時的研究大體局限在同一文化系統，特別是歐洲文化系統之內。比較文學重鎮之一梵‧第根就曾明確宣稱，對于比較文學的定義來說，“對東方世界不予考慮”。然而，科學發展畢竟給社會帶來了巨大進步，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壟斷的崩潰，殖民體系的瓦解，以及人類面臨的生態平衡、環境污染、能源枯竭等共同問題，世界愈來愈成為一個休戚相關的整體。凌駕于全球的歐洲中心文化封閉體系已經被突破，代之而起的是亞、非、拉美各文化體系的多元發展和與此同步的備體系之間的溝通與融合。這一無可置疑的事實使人們認識到，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統之間相互影響、滲透、溝通的研究不僅絕對必要，而且也許更有啟發，更有挑戰性，也更富于成果。 ‧

在這個基礎上，中西文學關系的研究有了突出的進展。這種進展既表現為關于文學思想相互滲透的研究，也表現為關于作家作品相互影響的研究。事實上，如果不了解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等西方文學思潮在中國、日本、印度的傳播和演變，就不僅難于闡明這些國家現代文學的歷史發展，也不大可能對這些思潮本身作出全面切實的評價；正如一位文學批評家所說︰“如同在某處被打亂了或突然中斷的地質岩系，能在別處發現它在繼續延伸那樣，文學體裁中的某些發展線索在某一民族的產品中業已在某種程度上清理就緒之後，我們若把研究努力轉到別的區域，便能從這一點出發，更好地勾勒出這些發展線索的脈絡。”同樣，不了解中國詩歌理論和戲劇思想對美國意象派和德國現代戲劇的影響，就既不能對前者作出歷史評價，也不能查明後者的發展源流。作家作品之間的相互影響就更是如此。不了解易卜生在本世初對中國文學的巨大影響，就不能真正評價易卜生；不了解魯迅對日本文學的影響，對魯迅的評價就不完整。這些都是文學評論界已經承認的事實。因此，錢鐘書先生曾經指出︰“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系。”顯然，這樣做，不僅對于文學史研究，而且對于當前文學發展都會具有重大意義。

馬立安‧高利克教授的姊妹作《現代中國文學批評發生史（1917—1930）》和《中西文學關系的里程碑》正是從文學思潮與作家作品兩方面對中西文學關系進行深入研究的扎實而富有開創性的兩部名作。高利克1933年生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城，曾就讀于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著名的布拉格查爾斯大學。畢業後曾到中國北京大學留學兩年（1958—1960），專修中國現代文學。在北大留學期間，他結識了茅盾等一批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回國後進入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成為該所所長——著名漢學家普實克（Jar。slay PrusGk）的得力助手。普氏領導的東方研究所突破了只注重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封閉式歐洲傳統漢學，開始重視中國現狀研究並在國際文化格局中研究中國，揭開了歐洲新漢學的第一頁。

馬立安‧高利克教授精通英、德、意、俄、漢多種語言。他的著作除上面提到的兩部外，還有用英文出版的《茅盾與中國文學批評》（威斯巴登，1969），《德國對于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影響》（慕尼黑，1971），還有發表于刊物上的百余篇文章，其中較有影響的如用意大利文寫的《1917年前中國婦女的文學作品研究》（1980）和《二十年代中國文學土壤土的歐洲文藝思潮及其變形》（198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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