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當思想被激情左右，知識分子還可靠嗎？

《讀書》、《南方都市報》、《新民周刊》、《國際先驅導報》、《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紐約書評》推薦閱讀。

知識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間的火焰嗎？理想主義的人要失望了。以海德格爾、施米特、本雅明、福柯、德里達等人的生平行跡為依據，馬克·里拉揭示了這些思想家如何為激情或時代風潮所迷惑，這些智識豐富、影響過人的知識分子也曾筆底戰栗，或隱蔽、或公開地偏向、支持極權主義，對暴虐政治制造的人類苦難，或拒絕承認、或文過飾非，甚至視而不見。

歷史行而無遠，本書恰似一記幽微的鍾聲，既敲響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也提示社會公眾保持必要的警惕。

馬克·里拉，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都授，著有《維柯：反現代的創生》》（1993年），編有《新法蘭西思想：政治哲學》（1994年），《以賽亞·伯林的遺產》（2001年）。

序

1953年，當時在西方還藉藉無名的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M losz）出版了《被禁錮的頭腦》（The Captive Mind），探討戰後波蘭的知識分子們如何順從於斯大林主義所謂的正統辯證唯物論與社會主義的唯實論。該書正逢冷戰登峰造極之時問世，立即引起廣泛關注並被譯成多種文字。然而《被禁錮的頭腦》絕非僅是一本冷戰的宣傳冊。時至今日，它仍不失為一部令人震撼與不安的作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米沃什選擇細述一些平常的案例而不是極端的事件。那些人身受到脅迫甚或鋃鐺入獄的作家們並沒有出現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圍追堵截他們的人民委員和官吏們也沒有露面。相反，米沃什截取的是四位頗為成功的作家肖像，細致入微地刻畫他們在戰前波蘭的智識與政治歷程（通常是處於民族主義和反猶太右翼），他們的戰爭體驗（往往是英勇的），以及他們對蘇聯強加的共產主義制度的調適。在每個個案中米沃什都專注於作家性格里的某一側面，這一側面早在生活的前期便顯露端倪『之後更逐漸型塑作家的寫作與政治事業的變遷。我們遇到了阿爾法——「道德學家」；貝塔——虛無主義者，其「虛無源於一種倫理激情，源於對世界絕望的愛」伽瑪——「歷史的奴隸」最後還有詩人德爾塔——「一個游吟詩人」。這些肖像可被當做有關那段暗無天日的歷史時刻的文獻來閱讀，但使之更為刻骨銘心的，當是他們對於人類心理學的深刻洞見。米沃什並未道德化歷史的進程，他也沒有以歷史進程的全知全能者自居（戰後，他同樣也曾寄希望於共產主義的救國之路，並為波蘭政府工作，直至1951年他向西方申請政治庇護之前，他一直身為派駐華盛頓及巴黎的文化參贊）。他旨在通過例證展示當某種人格、某類思維模式被卷入政治旋風中時所發生的一切。

米沃什筆下的肖像是飽含羞辱的。但他們同時又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歷史捉弄著生活在「鐵幕」背後的思想家與作家們，有些人不為所動，傾盡全力抵抗著僭主的威逼利誘，另一些人則不免同流合污。許多人如我們，從未面臨過如此抉擇，白然很難評判他們的功過。但是我們如何解釋如下事實：與僭主政治的同流合污同時也存在於那些知識分子未處於危險境地而完全可以自由書寫的國家？是什麽誘使他們在為現代暴政提供合法性辯護，或者更普遍的情況是，在否認暴政和西方自由社會的本質區別？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政治制度在整個世紀被許多歐洲知識分子張開臂膀大加歡迎，正如無數的「民族解放」運動很快轉變成傳統的暴政，給全球不幸的人們帶來災難。整個世紀歐洲的自由民主被用魔鬼的字眼描繪成僭主的真正家園——資本的、帝國主義的、尊奉資產階級的（bourgeois conformity）、「形而上學的」、「權力的」、甚至是「語言的」僭主政治。這些事實幾乎不容爭議，對於任何閱讀報紙且具有一定道德感的人來說都如此明確。然而，在這些歐洲知識分子的頭腦里還隱藏著一些別的什麽，一些深層的東西，一些計後果的思考，一種不負責任（reckless）。我們不免要問，這些思想是如何運作的？他們在政治中尋找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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