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墨子刻先生序
許紀霖先生序
自序
再版說明
蕭公權語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新民說》的創作背景與影響
第三章 目標：自我與群體的關系
第四章 梁啟超對知識的看法
第五章 梁啟超對世界歷史與中國現況的觀察
一、地理、宇宙與人性
二、社會的組成結構與歷史發展的基本原則
三、西方與日本的歷史發展
四、中國傳統
五、中國當前的困境與希望的淵源
第六章 梁啟超對實現目標之方法的看法
第七章 譚嗣同的《仁學》及其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異同
第八章 結論
征引書目

梁啟超是一位復雜多變的思想家，自民初以來，中、外文之中有關梁氏思想的研究可謂不勝枚舉，本書是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企圖以《新民說》為基本史料，分析梁啟超在清末的思想變遷及其意義。《新民說》在問世之後就深受讀者歡迎，可以說是中國新知識分子必讀的一篇作品，因此該文的內涵，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新民說》所討論的主要課題和梁氏對這些課題所提出的回答，都是對中國近代思想史有興趣的人所不能忽略的。

這本專書的出版對筆者來說一方面是一個結束，另外一方面也是一個新開始。就前者而言，它代表了過去多年來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學習與摸索的一點點心得，希望提出與師友們共享。但就整體的研究計划來說，這只是一個初步的成果，本研究所希望探索的根本問題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國思想界的整體狀況，或者說當時思想的光譜（intellectual spectrun），而梁氏的思想只是其中一端而已。接下來還有許多的工作要做，例如嚴復的思想內涵及其在此光譜上的角色、《民報》與《新民叢報》的辯論，甚至此一思想光譜與19世紀初葉以來傳統經世思想的關系等，都 有待澄清。

這本書刊的前身是筆者於1992與1993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與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與康無為(Haro1d Kahn)兩位教授所寫的兩篇學期報告，原是以英文寫成，只具論文的形式與規模，後來以中文改寫，逐步修改、增添，而變成這樣一個有十余萬字的專著稿。在此要特別感謝兩位老師這幾年的細心教導，以及梅爾清(Tobie Meyer-Fong)、姜進、秦玲子等同學的砥礪，沒有斯坦福大學所提供的學術環境，這本專著是寫不出來的。文成之後又經張朋園先生與張灝先生及一位不知名的審查者看過，提出一些批評與謬贊。兩位張先生是當今研究梁啟超思想的祭酒，能撥冗校閱是我最大的榮幸。

張灝先生對作者所提出梁氏思想的三個特點有不同的意見，他肯定梁氏思想與傳統的密切關系，對梁氏的幽暗意識有所保留，對我所說的梁氏對個人自由的強調，以及卷首所引蕭公權先生的話則不表贊同。張灝先生認為梁氏受傳統影響，他對群己的看法采取「人格主義」(personalism)，強調個人的尊嚴，但沒有個人至上的觀念，尤其在清末之時，中國正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頭，所以張灝先生認為梁氏所重視的仍是群體，他有很強的個人要為群體犧牲的觀念。這些地方有待讀者的判斷。

這本專著的出版最應感謝的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Thomas A．Metzger)教授，與墨先生的一段因緣是我的學術生涯中最幸運的一件事。1982-1983年墨先生於台灣師大課座，我上了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與「明清制度史」的課，1984-1985年他與李國祁先生又指導我以鴉片戰爭前夕魏源所編《皇朝經世文編》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他對學問的執著、對中國文化的愛好、對台灣經驗的肯定，以及對海峽兩岸未來走向的關懷，不但使人景仰，也令人感動。我這些年來所寫的東西都與他反復討論，這本書也不例外。我在完成中文的初稿之後，來來回回請墨先生為我改了不下十余次，他縝密的思考與嚴厲的批判，使我漸漸養成不敢亂下妄語的習慣。他常說這種治史的態度，是學自他的教師哈佛大學楊聯教授。當然墨先生治中國思想史有他自己的心得，他不但一字一句地研讀中國古典文獻，更以一套自創的分析架構，來重建思想家思考的過程（think-ing）。這本專著如果有一些貢獻的話，和這套新方法論有很密切的關系。我願意將這本書獻給墨子刻先生。

在本書出版的過程中承蒙魏芳梅女士、許淑玲女士以及本所同仁的多方協助，謹致謝忱。最後要感謝父母和家人對我的照顧和支持。

黃克武序於南港 1993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