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鼻祖，引用他的著作來替經濟政策辯護的論著很多。然而，探討他所構思的社會經濟理論背後的道德理論基礎的論著卻很少。

本書作者正是從道德理論的層面來探討斯密社會經濟學說的立論基礎。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對美德與惡行之間的區別，也寫下了一種自然哲學式的解說：在《國富論》里他所宣稱的「自然的自由體系」當中，也有詳盡的闡述。斯密承傳了近代傳統中各出色先行者的同一神髓與要旨，同樣主張在人之內外皆有著從自然而來的、無可抗拒的力量；而人的福祉，必須建立在那俯順在這些力量下的制度和秩序上面。因為有一個自然的機制界定人的道德德性，因此一個從自然而生的秩序，並不是殘酷與邪惡充斥的場所；也因為有一個自然的機制去促進人們的勤奮和合作，可見在這一自然秩序所在的，也不是奴役與貧困而是自由與富足。用物質財富的生產與分配來解釋近代政治哲學的意義，正是斯密的巨大成就和貢獻。同時，他又不曾忽略人類所處的道德窘境——那是他希望能夠有助改善的。他整個體系建立得如許堅實，以致在「人無法超越自然本身」這推斷上，至今沒有任何體系可反駁或推翻它。

序

顧名思義，本書所論，是亞當·斯密對經體和國體的理論觀點。經濟組織與制度，本來屬於經濟學的范疇，而國家體制的安排，則是政治學的課題。兩者如何能協調運作相輔相成，從來是各方爭論不休的難題。本書的目的，在把斯密對這兩者背後的假設，通過他在18世紀啟蒙運動時代的道德哲學架構，展現出來。對大部分讀者來說，一提到亞當·斯密，自然會聯想到「自由經濟」，甚或今天人們處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如果問：這樣的制度或生活方式背後的理念是什麽?或再進一步問：假如人人認為，自由開放的生活方式值得維護，那維護它的手段又是什麽?那倒不易作答。正如作者在《導言》中說，「如果我們希望了解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那我們必須先明白，那樣的生活方式，是奠定在什麽基礎上面。」假如有維護這生活方式的決心，「但如果對通過自由資本主義作手段來覺得的好處，沒有清晰和真實的了解，則人們對那種決心又無從期望。」特別是，亞當·斯密本人大力倡議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體制的最終目的，是讓人性獲得自由發展。他所針對的，是古代到中世紀長期在歐洲流行的教誨。他大力非議那種教誨和社會體制，認為那是以美德為名來壓抑人性的東西。可是，他把自己的理論鋪陳後，卻又躊躇起來。他確信自己找到了更合人性制度可以取代以前那種方式，但又站在美德的角度，對自己找到的替代晶提出嚴厲的批評。為什麽讓人覺得他有「自相矛盾」的感覺?要明白亞當·斯密是否真的自相矛盾，抑或他的理論雖包含了兩種不調和的因子，但仍然無礙是種首尾貫徹的理論，就要先明白他所針砭的古代哲學的教誨，以及該教誨所帶出的後果。讓我們先回頭，簡明扼要地看看古典政治哲學的教誨。以前那種方式，但又站在美德的角度，對自己找到的替代晶提出嚴厲的批評。為什麽讓人覺得他有「自相矛盾」的感覺?要明白亞當·斯密是否真的自相矛盾，抑或他的理論雖包含了兩種不調和的因子，但仍然無礙是種首尾貫徹的理論，就要先明白他所針砭的古代哲學的教誨，以及該教誨所帶出的後果。讓我們先回頭，簡明扼要地看看古典政治哲學的教誨。

柏拉圖以人為理性動物。人的理性可以指導人找尋正義，而正義，是國體所追求的目標」。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生而為社會性動物，所以人必然是政治動物，又即人生而具有社會性的利他本質」。人之有異於禽獸者，在於人有靈魂，而人有美德，正在於其靈魂(或者說崇高的心智)之實踐，即理性之實踐。這是自然指引人的方向，而每一個人都應該依循這方向，達到最高境界。亞里士多德以正義為「最完整的美德」，因為擁有政治正義的人，不只會實踐美德來利己，也兼施於他人。稱之為完美的美德，正因它不光維護自我，更是維護他人」。但這政治美德的追求，並不以自我為鵠的，而是以一更高層次為目標。這目標乃人的道德德性與理智德性之盡量發揮。因此，國家的政治美德與政治生命，在使國民能追求這目標，讓他們能充分發展、充分實踐靈性(心智)的能力。這活動亞里士多德稱之為人所能作的、最高層次的實踐，即是人的理性實踐，而人的生命本質或意義，正在追求理性，在對真理作玄思。

任何國家體制組成，都是按著它的本質，或者說它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國家，這生活方式或目的都不一樣，畢竟，能以玄思為實踐生命的智者，人間罕有。任何國體所能做到的，頂多只是培育一些「君子」：那介乎良好國民與哲學家之間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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