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戲曲碑刻輯考（繁體版）

卷一
1 壺關縣神郊村真澤宮
2 萬榮縣橋上村后土廟
卷二
1 聞喜縣禮元（梨園）鎮與真觀
2 壺關縣神郊村真澤宮
卷三
1 沁水縣下格碑村聖王行宮
2 高平縣米山宣聖廟
卷四
1 平順縣東河村九天聖母廟
2 澤州縣冶底村東獄廟

山西師范大學戲劇文物研究所所長馮俊傑同志主編的《山西戲劇碑刻輯考》將由中華書局出版，俊傑同志在去年曾囑我作一序文，今年十月，再次來電相囑，不久又寄來書稿清樣。其時我正奉命校閱一部干部文學讀本，接着又赴參加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和浙江師范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學術研究會」，回京后又參加了幾個學術座談會，序文遲遲未能寫出，轉瞬進入十二月，已迫年關，理應交卷，卻又覺得我對戲曲碑刻並無研究，難以驅筆，一番躊躇后，因思還是從戲曲文物研究說起，談一些感想。

百年以來的戲曲研究實踐昭示我們，重視戲曲文物的發掘產研究，並且在一個時期內成為研究熱點之一，產生出諸多成果，在很大的程度上為戲曲史領域開辟出一個新天地，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的事，但這一戲曲史研究中的重要事件並不是首先從長期陷於文本研究的戲曲史研究界引出的，而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首次出現的從理論到實踐都十分重視民族民間戲曲的復興和改革的實際，也就是五十年代以來的戲曲現狀相聯系着的。

建國以來，尤其是1949—1965年之間，當時被稱作「戲曲改革」的文化措施以及有關政策，雖然含有若干左的成份，但在全局上卻使我國的民族戲曲普遍受到重視，隨着各種地方戲演出實踐的盛行繁勝，戲曲藝術研究也是相應發達興旺（在我看來，這種繁榮局面既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絕后的）。正是在這樣的戲曲大繁榮的局面下，發掘和保存「活」的戲曲史資料也受到重視，於是出現戲曲文物的發掘和研究的「熱潮」，在山西省境內迄今猶存的宋元以來的戲曲舞台以及其他戲曲文物也受到戲曲史研究家們的注意並重視。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的成立並成為我國戲曲文物研究中心之一，正是有這樣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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