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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

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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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組合

 

內容簡介

本書入圍2019年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中文國際圖書獎決審名單   

本書榮獲第6屆韓國坡州亞洲出版獎著作獎!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現今東亞正經歷快速全球化及高速發展,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回顧歷史以及從中吸取教訓至關重要。

  李伯重將東亞視為整體進行分析,並把晚明時期的中國與東亞格局變遷,放在早期經濟全球化的大時代背景之下,加以解析考量。

  本書橫掃整個東亞的變革潮流,總結東亞獨有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提出了一個框架清晰、內容充實的嶄新歷史敘述。

  15世紀末至17世紀是經濟全球化大潮出現和迅速發展的階段,即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

  這個時代的特徵是「火槍與帳簿」,火槍代表了軍事革命導致的新型暴力,帳簿則意味著對商業利益的積極追求。

  早期經濟全球化的出現和發展,導致東亞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

  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未能抓住機遇,從而不得不再等上兩個世紀,才又在新的國際環境中重新開始近代化的進程。

  17世紀,歐洲各國在政治、經濟、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種矛盾和衝突集中爆發,出現此起彼落的政治革命、貴族叛亂、民族起義、宗教衝突、農民暴動,以及城鄉騷亂等。此時的東亞世界也未能倖免,中國的明朝出現了崩潰的變局,最終未能通過這場危機,淪為失敗者。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東亞世界的「火槍與帳簿」,導致了諸多在今天不能容忍的惡行出現和滋生。但是這些惡行不僅是該時代的產物,也是經濟全球化賴以進展的必要條件。換言之,這種惡行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邁向近代發展的動力。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絲綢之路雖然曾經是最主要的國際商路,但在15世紀之前,世界各主要地區之間並沒有緊密的經濟聯繫,直到大航海時代才把世界歷史帶入了新階段。李伯重用扎實的數據分析,從商品、商人、白銀三個角度分析了中國在全球化時代中的角色和定位。在軍事改革方面,反駁了人們通常認為的中國自發明火器之後就停滯不前的觀點,認為在16世紀之前,西歐和中國兩個地區各有千秋,中國尚未落伍,同時主張經濟的變化促進了社會的變化,為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滲透與傳播鋪平了道路。另外,也認為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以及儒家四大宗教圈的擴大和深化,造成東亞世界文化版圖大洗牌,其中的武力征服、文化傳播和商業擴張,也伴隨著海陸角力出現東亞國際間的各種紛爭。這樣的紛爭持續了兩個世紀,直到19世紀,中國才又在新的國際環境中,重新開啟了近代化的進程。

名人推薦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孝悌(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胡川安(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涂豐恩(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博士)鄭重推薦

好評推薦

  作者從全球化的角度,探討15世紀以後的全球經濟化、火藥革命、軍事革命和晚明東亞世界的四大戰爭。全書行文流暢簡明,用豐富的資料,帶給我們一個全新的中國歷史。──李孝悌(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火槍與帳簿》透過經濟史將中國史放在全球史的脈絡中,並以公眾史的書寫方式貼近大眾,在新的歷史風潮中豎立了里程碑。──胡川安(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李伯重先生是當代中國最出色的經濟史學家,研究享譽國際。這本書為一般讀者而寫,既宏觀又深入,充分展現了作者深厚的學養與功力。──涂豐恩(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博士)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李伯重


  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清華大學教授。曾任美國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和英國劍橋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機構的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員,以及國際經濟史學會執委會成員。主要著作有《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1990)、《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2000)、《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2002)、《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003)、《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樓縣地區GDP研究》(2010),以及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1998)等。
 
 

目錄



前言 本書的寫作緣起與若干說明

第一章 這是一本什麼書
一、新史潮
二、全球史
三、公共史學
四、東亞、東北亞、東南亞與東亞世界
五、15至17世紀中期:世界歷史大變局的開端

第二章 「貿易打造的世界」
一、全球化、經濟全球化與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
二、絲綢之路:15世紀以前的世界貿易網絡
三、大航海時代:經濟全球化的開始
四、舞臺: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世界
五、道具:早期經濟全球化時期國際貿易中的主要商品
六、演員:早期經濟全球化時期國際貿易中的商人
七、主題曲:早期經濟全球化時期國際貿易中的白銀

第三章 「早期軍事全球化」: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軍事革命
一、軍事與經濟全球化
二、「火藥革命」:16世紀以前世界火器技術的發展
三、16世紀的歷史轉折:近代早期西歐的軍事革命
四、「中學」外傳:16世紀以前軍事技術的傳播
五、「西學」擴散:16、17世紀軍事技術的傳播
六、中國尚未落伍:明代中後期火器技術的進步
七、「早期軍事全球化」與早期經濟全球化

第四章 大洗牌: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
一、文化圈及其演變:15世紀以前文化視野中的東亞世界
二、伊斯蘭教第二波東擴浪潮:15至17世紀東亞世界的區域整合之一
三、「佛教長城」的形成:15至17世紀東亞世界的區域整合之二
四、儒家獨尊:15至17世紀東亞世界的區域整合之三
五、基督教到來:15至17世紀東亞世界的區域整合之四
六、文化圈大洗牌與早期經濟全球化

第五章 角力海陸: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國際紛爭
一、「愛恨交織」與「恩怨並存」:經濟全球化與國際關係
二、多姿多彩: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國家
三、舊「北狄」與新「南蠻」:陸上強權的爭鬥
四、「東洋」與「南洋」:東亞世界紛爭的新場所
五、中華朝貢體系的失效:東亞世界傳統的國際關係格局的變化
六、「祖國在危險中」:處於亂世中心的中國

第六章 戰略與軍隊:晚明的國家安全形勢與軍事改革運動
一、「劃疆自守,不事遠圖」:中國國家安全的傳統國策
二、孰為勍敵?──明朝的國防戰略
三、不堪大任:問題叢生的明代軍隊
四、應對挑戰:晚明軍事改革運動
五、成功與局限:晚明軍事改革運動的結果

第七章 烽煙四起:晚明東亞世界四大戰
一、強敵壓境:晚明時期東亞主要強權的軍力對比
二、西南戰事:中緬邊境戰爭(1576-1606)
三、東方戰事:中日朝鮮戰爭(1592-1598)
四、東北戰事:明清遼東戰爭(1616-1644)
五、東南戰事:中荷臺海戰爭(1633-1662)
六、「餘威震於殊俗」:晚明軍事改革的歷史遺產

代結語 「歷史書寫真的是可怖的」
一、「火槍加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特徵
二、「惡創造歷史」: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歷史發展的動力
三、置身新世局:晚明中國國家的責任與失敗

圖目次
圖1.1 東北亞
圖1.2 東南亞
圖1.3 全方位的亞洲超級大國──19世紀的中國
圖1.4 亞洲各大區
圖2.1 絲綢之路路線圖
圖2.2 鄭和下西洋路線圖
圖2.3 馬六甲
圖2.4 地理大發現
圖2.5 達伽馬航行圖
圖2.6 香料之路:從東方運送香料到歐洲的貿易路線
圖2.7 香料群島(摩鹿加群島)
圖2.8 坎貝:印度洋貿易的中心
圖2.9 亞洲東部海域貿易網
圖2.10 倭寇入侵路線
圖2.11 雙嶼位置圖
圖3.1 暹羅大城王朝
圖3.2 緬甸入侵暹羅圖
圖3.3 鳥銃、鳥嘴銃、魯密鳥銃
圖3.4 亞洲最早的燧發槍──自生火銃
圖4.1 今日亞洲主要宗教文化區
圖5.1 明代蒙古各部
圖5.2 安南的擴張
圖5.3 中南半島上的超強王國──緬甸東吁帝國
圖5.4 明代中國的北方威脅
圖6.1 歐亞大陸草原沙漠地帶
圖6.2 明代九邊圖
圖6.3 火銃的三排輪射方法
圖6.4 弩的三排輪射方法
圖7.1 明緬邊界
圖7.2 萬曆援朝戰爭
圖7.3 明清戰爭形勢圖
圖7.4 明末遼東形勢圖
圖7.5 山海關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

 
 



  作者和出版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奇妙的關係。一個作者的精心之作,倘若得到一個好出版者的青睞從而得以刊出,就是一段「李將軍遇高皇帝」的佳話。否則,不免令人「歎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

  我和聯經已有近三十年的緣分。1990年,蒙劉石吉先生向林載爵先生推薦,我將我的博士論文修訂稿《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寄給聯經,聯經請劉翠溶先生審查。劉先生進行了精心審閱,對拙作予以肯定,同時提出了非常精當的修改意見。我根據這些意見,對原稿進行了認真修改。之後,又蒙吳承明、斯波義信兩位老師惠賜序文。因責任編輯兩度易人,出版之事一度暫時停頓。之後編輯工作進展順利,拙作最終於2002年刊出。

  時隔近二十七年,在2017年韓國坡州舉行的第六屆坡州亞洲出版獎著作獎(Paju Book Awards)授獎大會上,又與林載爵先生相遇。蒙林先生厚愛,願意將拙作《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由聯經出繁體字版。由林先生主持的聯經出版,我自然欣然同意,聯經胡金倫先生也對此予以大力關注。經林先生、胡先生和聯經同仁的努力,本書遂於今年順利出版。可以說,我和聯經之間的緣分歷經三十年而不衰,確實是一美談。

  正如我在本書簡體字版前言中所言,本書的寫作,是我力圖把自己認為有價值、有意義的史學成果介紹給大眾的一個嘗試。嘗試本身就是一種快樂,至於它是否會成功,倒是次要的問題。在本書中,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自覺尚未成熟,因此也希望能夠通過此書,向讀者求教,從而使得我的研究得以不斷完善,這也是本書寫作的初衷之一。因此,倘若本書繁體字版讀者讀後提出寶貴的意見,我將深為感激。

前言(節錄)

  我過去幾十年都一直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重點是明清江南經濟史。但是到了近幾年來,研究興趣發生了改變,研究領域從經濟史擴展到了政治史、社會史和軍事史,研究地域從江南擴展到了全國乃至東亞世界,研究時期則從明清縮小到了晚明。這個改變始於2008年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教書時。在那裡,交流最多的同事是現任美國經濟史學會會長的霍夫曼(Philip Hoffman)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史學家,主要治近代早期歐洲經濟史。我們可謂每天朝夕相見,無話不談。當時他正在做近代早期西歐(特別是法國)軍事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研究。聽了他對該研究的看法,不禁喚醒了兒時的記憶。像大多數男孩子一樣,小時候我也喜歡玩「打仗」和「探險」的遊戲,到了中學時代,又讀了不少中外的邊塞文學和戰爭文學,對歷史上的戰爭情景充滿想像。蘇聯作家瓦西里.揚的《成吉思汗》,至今依然印象深刻。因此之故,我在經濟史研究之餘,也開始做些明代軍事史的研究,作為調劑。不料對軍事史的興趣越來越濃厚,研究也從此一發而不可收。2009年,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期間去劍橋看望友人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其著作《都鐸:斯圖亞特時代英格蘭的巫術》(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近代世界的搖籃》(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等都已成為名著。但是他近年來卻轉向與以往非常不同的新研究領域,寫出了《綠色黃金:茶葉的故事》(The Empire of Tea)、《玻璃的世界》(Glass: A World History)等與過去研究非常不同的新著。我問他何以做出如此巨大的改變。他回答說:在原來的研究領域中工作了多年,思維方法已經定型,很難再有新的想法。但是如果沒有新想法,那麼研究就成了一種習慣性工作。日復一日地做習慣性工作,沒有挑戰,難免喪失研究帶來的樂趣。轉向新領域,必然面對新挑戰,從而激發思維,獲得樂趣。做學問是為了獲得真正的樂趣,至於成敗利鈍,並非主要考慮的內容。我非常佩服他的這種精神,也十分贊同他的看法。雖然我沒有他那樣的才氣,但是至少在自己多年從事的領域之外嘗試一下別的研究,也不失對自己的一個新挑戰。

  在進行晚明軍事史的研究中,我發現這項研究遠不如我先前所想的那樣容易。對我來說,這不僅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且涉及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晚明這個時期的特殊性。在這個時期,經濟全球化已經開始。不把中國的歷史放進這個大過程中去研究,就會陷入一種「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境地。然而在晚明時期,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這個問題是今天學界的一大熱點,但是尚未有共同的看法。沒有這種共識作為依靠,進行研究就很困難。因此對於我來說,這又是一個重大挑戰。

  新領域、新問題帶來的挑戰,是每個歷史學者都會遇到的挑戰,正如年鑒學派大師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說:「對於歷史學家,對於所有的社會科學家,對於所有客觀的科學家,前面有如一個新大陸,永遠值得探索」。如果面前沒有一個新大陸去探索,史學家的工作可能就會像英國歷史學會前會長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所說的那樣:「當前在歷史學家當中的一個基本趨勢是保守主義」,大多數歷史學家在工作中「完全沿襲傳統」,「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這些機器儘管低於現代最先進的標準,卻仍然能夠使企業在盡可能少地追加資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數量的擁有現成市場的老牌傳統產品」。

  除了這兩個挑戰外,還有其他挑戰。歷史學家夏伯嘉在一次訪談中,談到他當年在耶魯求學時對他影響最大的兩位老師,其中之一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他說:「史景遷文筆非常好。在中國史專業裡,有些人認為他寫的東西不夠專業化,有些人則覺得很有啟發性,因而產生了些爭議。但是我覺得他給學者的啟發在於:歷史不能寫得很枯燥。怎麼把歷史寫得有意思,這是對我們所有歷史學家的一種挑戰。」要寫得雅俗共賞,不僅需要改變寫作套路,而且也要改變寫作的語言。正如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說:「能用簡短的言詞就能說明的問題,為什麼要用冗長的詞句呢?抽象的思想需要通俗易懂的例證。」這些改變是非常困難的。大多數史學工作者習慣了專業論文的寫法,積重難返,要改變文風,確實是一個重大挑戰。

  就我而言,治史數十年,也寫了不少專門的史學著作。如今要把一些體現國際史學新潮流的看法、想法寫成一本面向大眾的小書,就必須改變習慣了的寫作方法,但是由於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工作,因此這對於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各種挑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更大的挑戰。在國際中國歷史學界,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做「衝擊─回應」(Impact-Response)理論,是美國的中國學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在西方影響很大,在中國也得到廣泛的贊同。這裡姑且不談這個理論,只是借用這個說法,即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刺激,就不會產生反應,機體的潛力也就得不到發揮的機會。在治學方面也是這樣。沒有挑戰,日復一日地做同樣的工作,研究工作就將會變得如巴勒克拉夫批評許多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生產出與過去一樣的產品。如果這樣的話,一個學者的學術生涯也就接近於尾聲了。

  在我接受了自己提出的新挑戰後,多蒙復旦大學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得以和復旦的同行和學子們一同探討這項研究中所涉及的若干問題。2013年,復旦大學邀請我去做「光華人文傑出學者講座」,講座的題目是「商戰與實戰: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為了做好這個講座,我把這兩年來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做了一個梳理,將其整理出來,分為五個專題,做了講演。在這個講座的基礎上,寫成這本小書,書名也改為《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這本書只是我的新研究的一個初步成果,還很不成熟,而且主要是想寫給大眾而非寫給專業史學家看,因此在專業史學家眼中,可能不夠學術化。《後漢書.馬援傳》有云:「良工不示人以璞。」我本當如此,但是因為這是一項新研究的開始,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自覺尚未成熟,因此也希望能夠通過這本小書,向讀者求教,從而使得這項研究得以不斷完善,同時也向大眾提供相關的知識,促進更多的人跟上新的史學潮流,從全球史視野來看中國的歷史。這就是本書寫作的初衷。

  由於本書的寫作對我是一項新的挑戰,因此我必須從成功者那裡學習寫作經驗。我近來讀了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謝平(Steven Shapin)的《科學革命:一段不存在的歷史》(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覺得深受啟發。他在致謝詞中說:「本書不是原創性的學術作品,而是由我集合各家說法的綜合性著作。過去10年或15年來已累積許多有關『科學革命』的歷史研究,雖然這本書的目的是呈現對科學革命的最新詮釋,但仍非常倚重多年下來各家學者的成果。我最感謝的是諸位歷史學家,我任意地借用他們的成就,並把他們的著作和論文放在本書最後的參考書目裡。毫無疑問,這本書不只有我一個作者,還有他們。但我必須承認,我用我的方式詮釋了他們的作品,用我的方式組織他們互異的發現和說法,這都反映了我個人的觀點。因此,我必須對此全權負責。」本書的情況與上面謝平所說的情況頗為類似。本書力圖體現國際史學新潮流,從全球史視野來看中國歷史,因此也是一部集合各家說法的綜合性著作。也和謝平一樣,我在本書中也用我自己的方式詮釋了其他學者的作品,用我的方式組織他們互異的發現和說法,這都反映了我個人的觀點。不僅如此,本書的主線和主要觀點也是我提出的。因此我一方面非常感謝前人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說明我對本書全權負責。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0853933
  • 叢書系列:歷史大講堂
  • 規格:平裝 / 408頁 / 14.8 x 21 x 2.55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二章 「貿易打造的世界」
 
一、全球化、經濟全球化與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
 
上面說到「大變局」的早期階段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這個時期,西歐國家開始大規模的海外征服與掠奪,即中國大陸的教科書上所說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是充滿劍與火、血與淚的過程」。但是從世界歷史來看,充滿「劍與火」、「血與淚」的征服和掠奪,並非近代早期西歐海外擴張的獨有特徵。在此之前,人類歷史就已充滿這類的征服和掠奪。其中最值得注目的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孫領導的大規模戰爭。蒙古人通過這些戰爭征服了歐亞非三大洲遼闊地域,建立了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單位——蒙古帝國。這種征服是通過「劍與火」進行的,給廣大被征服地區的人民帶來無盡的「血與淚」,改變了中國和歐亞其他許多地區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造成了世界歷史的「大變局」。但是這個大變局並未從根本上改變被征服地區原有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不僅如此,就連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國也未能長期生存下去,征服者本身也在被征服者的汪洋大海中銷聲匿跡,自身的語言和文化蕩然無存。其他的許多「世界帝國」(如更早的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後來的奧斯曼帝國等)造成了比蒙古帝國更為持久和深遠的影響,改變了被征服地區的種族、語言、文化、宗教等,但是也沒有把世界引向一個全新的時代。因此我們不能用這種傳統的觀點去看待本書所說的「大變局」,而應當充分認識到:這個「大變局」是一個與之前所有「大變局」在性質和影響方面都全然不同的歷史變遷。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這個「大變局」是經濟全球化的開端。那麼,什麼是經濟全球化呢?
 
在今天的世界上,「全球化」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正如經濟學家沃特斯(Malcolm Waters)所說的那樣:「就像後現代主義是1980年代的概念一樣,全球化是1990年代的概念,是我們賴以理解人類社會向第三個千年過渡的關鍵概念。」但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高頻率使用的名詞,卻是一個出現未久的新詞。這個詞在英語詞典中首次出現在1944年,與之相關的「全球主義」(Globalism)一詞也只是1943年才問世。

會員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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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則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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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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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05
「東亞史」現今在臺灣已成火熱名詞,不僅108歷史課綱制定期間,支持傳統「中國史」分類的學者與強調更廣域視野的「東亞史」支持者之間爭論不斷,雙方各執一詞,民間出版業也出版不少各國學者出版的專著與歷史普及讀物。

這本由中國重量級經濟史學者李伯重師法當代史學潮流,撰寫15至17世紀、以中國為主角的東亞史普及讀物,也是熱潮下出版社引入的作品。然而,本書既有結合當代史學趨勢書寫的優點,卻也有中國學者帶有的嚴重問題。本文將引介此書內容,並提出自身的批判與反思。


當代脈絡
人們對歷史的提問與認識,必然根據當代進行改變與反思。作者在第一章進行了學術回顧,指出現今全球史的「新史潮」源自當代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興起的現象,因此,這本書就是根據「全球史」的概念進行重新書寫。

全球史顛覆過去以西方為中心的「西方中心論」型世界史,也批判、摒棄過去民族主義與國家歷史的研究方式,強調進行跨越國別、大範圍與長時段的研究,認為觀察全球歷史的發展趨勢,要透過觀察與比較人口增長、技術進步與不同社會的互動交流等層面,並注重「全球性事件」的影響。

多數史家認為,肇端於1500年前後的經濟全球化,既是全球史的起點,也是世界史分期中「近/現代(modern)」史的起點。但與過往有所不同,全球史突破「西方中心論」,指出儘管西方的擴張與征服極具關鍵,但是「現代化」非西方特有,而是世界各地交流、匯聚才出現的產物。

而作者口中的「東亞世界」,就是中國與中國以外的國家與地區,是各個國家、民族與文化在不對等的支配與臣服關係下,進行交流活動的空間。因為中國既是其他國家無法迴避、具有特殊意義的巨大他者,也是個特殊性明顯遠勝他國的國家。

自1500年起,「東亞」地域即將迎接歐洲人開啟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以及其所帶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全球化的兩大面向:帳簿與火槍
「帳簿」與「火槍」是本書兩大「全球化」敘事主線,前者是經濟全球化,後者即軍事革命。

作者對「經濟全球化」的定義為:全球形成一個統一且唯一的市場,形塑經濟全球化則仰賴貿易以及些微暴力。他認為在15世紀前,儘管有海陸絲路等商貿路線、印度洋等區域貿易體系,蒙古甚至建立世界帝國,但在歐洲人發現新大陸和創造大航海時代之前,這些商業路線危險又無足輕重,各貿易體系也因缺乏共同的商業規則與商貿語言,貿易緊密程度有限,商業往來也不密切,消失於草原的蒙古影響則更微。直到歐洲人串聯各地,建立果阿、麻六甲等貿易大城,並引進規則和語言,將美洲白銀與日本白銀建立起貿易體系的白銀貨幣後,才解決過往問題,並建立往來密切的貿易網絡,構築早期經濟全球化的秩序與基礎。

進行貿易活動、串起世界經濟體系的是世界各地的商人,他們複合著海盜、政府特許商人、商幫、武裝商人等多重身分,彼此間既競爭又合作,既貿易又掠奪。又按照貿易地域的不同,角色重要性也不同,但以歐洲人與中國人為最重要。

隨著海上貿易發展,東亞區域出現了商貿往來緊密的國際貿易網絡。相較於此,作者認為陸路貿易因穆斯林不斷發動宗教戰爭,加上海上商業路線的影響,已逐步走向衰落。

至於「軍事技術的全球化」,不管是軍械技術進步的「火藥革命」,還是戰術、組織等全面性技術變革的「軍事革命」均因經濟全球化而生。作者指出,早期戰爭技術流動是基於戰場接觸,然而這種傳播具有極大侷限,導致技術流傳緩慢,例如源自「中學」的火器傳到歐洲就花了數世紀之久,直到早期經濟全球化後,速度就大為增加。

作者以「管形火器」:槍、砲的發展為主軸,指出自宋朝發明火器,經由蒙古帝國傳播,東南亞、內亞、中東乃至歐洲等地均開始使用並改進槍砲技術,並對冷兵器時代的戰場霸者「騎兵」產生威脅。

15世紀後,歐洲於槍砲等技術進步上領先世界,其中歐洲更出現全面的「軍事革命」,成為其稱霸世界的基礎。但穆斯林世界的火器部隊亦不遜歐洲,鄂圖曼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和蒙兀兒帝國的興盛,使得其他穆斯林世界亦廣泛採用先進火器。而隨西力東漸,東南亞和東亞世界先後從歐洲商人處引入火器與技術,其中日中兩地學習、改進最為深入,已能與歐人匹敵。

隨著地區之間的聯繫強化,利益衝突因此增多,為了應對過去與未來的潛在對手,各國莫不引入歐洲先進的火器技術。這些知識也因為全球經貿網絡的誕生,縮小了時空限制,使得隨著商人四散各地的技術知識傳播更加便利。技術傳播的便利、競爭與合作的加劇,又反過來強化了技術的發展、改進與傳播,「軍事全球化」現象於焉確立。


15至17世紀的文化圈變遷
隨著早期經濟與軍事全球化的發展,明代以前構成亞洲世界的三大「文化圈」:東亞的「儒家文化圈」、東南亞與南亞的「婆羅門教文化圈」和中亞「伊斯蘭教文化圈」,以及夾雜於三大文化圈之間的「佛教文化圈」和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圈」也隨之變遷。

作者指出,15至17世紀的最大變遷是伊斯蘭教第二次大擴張,範圍以中亞、南亞與東南亞為主,先前活躍的宗教不是範圍極度縮小,就是被穆斯林以殘暴方式連根拔除。鄂圖曼等帝國隨後更藉由軍援等方式,協助東南亞的伊斯蘭統治者擴大版圖,使伊斯蘭文化圈版圖不斷擴大。

不過,從北亞蒙古、新疆到東南亞緬甸、泰國等地,「佛教文化圈」也進行擴張與復興。而過往只有上層認同儒家的「儒家文化圈」地區,也深化其意識形態到民間。作者認為,幸好佛教文化圈構築了一道防禦伊斯蘭教的長城,才使中國等地倖免於難。

而在這段期間,基督教也藉由貿易和槍砲,逐步開始在世界各地擴大信眾,以菲律賓、安汶、澳門和日本取得較大成功,構成了網狀的文化圈。

除了儒家文化圈仰仗中國整合區域經濟而擴散,其他以宗教為核心的文化圈的發展與商人的擴張密不可分,而文化圈的整合與擴散也對技術、知識等資源分享有所幫助,也為15–17世紀各項層面的全球化發展建立基礎。


烽火連天的東亞
在經濟全球化之前,各地即陸續出現、形成整合國內經濟、對外進行貿易的國家,這些「國家」對國土有優先的強制力與控制力,但並非當今有明確主權、邊界與民族認同的民族國家,仍屬於邊界模糊的王朝。而中國是這些國家之中,在中央集權、區域整合、官僚系統和軍事機器各方面發展得最好的國家,遂藉此在東亞成為「共主」,以「朝貢體系」處理區域問題。

不過,全球化使各地區、人群的連結緊密,也帶來更多摩擦,東亞因此較以往更多衝突。憑藉新技術與資源,蒙古、日本、安南、緬甸、暹羅、滿洲乃至歐洲等新興地區強權,不僅重組地區勢力,也嘗試改變中國的朝貢體制秩序。

本書後三章以「中國的明朝」為主角,分析晚明東亞世界變遷、明朝的應對與遺產。第五章詳述從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緣政治重組,描繪從北到南親中勢力覆滅後,周遭新興強權對明朝形成地緣政治、世界秩序甚至是王朝存亡的威脅,作者也指出當時中國人意識到「祖國在危機中」,不僅譴責假扮倭寇的中國人毫無祖國認同,亦推動軍事改革,意圖挽救明朝。

在第六章,作者重彈中國自秦代以降「劃疆自守,不事遠圖」的傳統國策,與15世紀後作者認為奉行對外擴張國策的新興強權作為對比。他指出中國自秦「版圖確立」後,除卻「天朝無所不有」的富庶,四周險惡的地理環境也制約了中國擴張的意圖。而在近代以前,外圍地帶經濟價值低落,出於政治與經濟考量,成本收益極不划算,油水不足,加上自秦以降不斷確立的「固有版圖」較為富庶,特別是對華中華南這些「內部邊疆」進行拓殖的成本低、收益高,因此作者認為:「中國何需擴張?」中國只需要運用其強大的國力,建構由中國主宰、不對等卻承認各國主權的世界秩序即可。

而中國在地緣上是容易遭到進攻的國家,加上領土過大、軍隊過少,防守不易,因此中國發展出主動進攻、殲敵於外的積極防禦,以及禦敵於國門之下的消極防禦兩種戰略。在向外拓展勢力的積極防禦戰略失效或無力施展時,就會採取與敵人在邊界交戰的消極防禦,例如宋朝起初主動攻擊不願意接受他們賜予「封號」的西夏,但因大敗而簽署和平協議後,不僅承認西夏的地位,此後交戰也採取偏向防守的消極防禦。

明朝也運用過這兩種模式。然中晚明雖採消極防禦,並以強化抗敵裝備為發展方式,卻因領土過大,新式裝備耗費巨資,加上明初沿襲的軍事體制效率低落,傳統軍隊素質極差,無法應對晚明多場重大戰事,應對各大戰事仍得仰賴少數民族軍隊。這引起明朝士人的憂患共識,積極推動軍事改革。

晚明的軍事改革成果是一支師法歐洲軍械與操演方式、但數量極少的精銳軍隊,對抗倭寇、後金時卓有成效。但因為數量過少,加上落後的軍事體制、政治鬥爭乃至皇權的不信任,這支軍隊最終不僅未挽救明朝,更新式軍隊中許多更成為清朝漢軍八旗,諷刺地成為清朝稱霸東亞的利器。

「全球化下的東亞與中國」至此告一段落。作者在代結語中指出,貪婪「利益」的「必要之惡」促進了早期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日益緊密、紛爭日益增加,文化圈的擴散與移轉,不僅加速軍事和貿易全球化進程,也使得戰爭更為密集,使世界秩序走向叢林法則,進而催生了能夠帶來秩序與安全的新興國家出現與區域整合。

作者並從後人的角度,對明朝並未承擔起國家責任,不僅無力改善中國國家安全飽受威脅的現狀,也未趁著國際新形勢的機會,使中國走向西歐式「近代社會」而感到遺憾,更對清朝也未發展出近代體制,讓中國又多花兩個世紀才近代化這點感到唏噓,並奉勸中國絕不能重蹈覆轍。


本書的優點
讀畢本書,對於已在專業領域已達顛峰的作者不滿於現況、挑戰全新的研究與寫作這件事感到欽佩。他在這本書將全球化潮流、文化圈變動、新金屬與航路的發現、新式武器與新型戰爭、各地區新興國家與新政治秩序等重要特點,和豐富的歷史知識整合,並以自身國家中國作為理解這段歷史的出發點,讓讀者能夠以「一個中國人」而非歐美、日本等地的角度去理解這段歷史,以及自身國家在歷史中的重要性。

閱讀本書時,最令我驚豔的是第一章,內容不僅簡潔明白,更是因為過往未曾見過歷史普及讀物會做學術回顧。其次,本書主軸:「世變中的中國」不因龐大的歷史知識與架構而模糊,作者適時地提醒中國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令讀者能夠不偏離主軸。再者,作者以各大文化圈的演進配合全球化浪潮,指出當時整個世界的劇烈變化。而本書將亞洲各地競相發展軍事技術的動態競爭突顯在世人面前,推翻過往東方落伍停滯、西方前進的觀念。作為突破既有觀念的普及作品,本書貢獻良多。

但是本書也有不少嚴重缺陷,若忽略這些缺陷,對臺灣讀者將有不小影響。這些缺陷可分為兩類:中國中心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史學」與「西方中心論」。看似矛盾的兩者,卻在作者筆下巧妙地揉雜入本書。


批判西方中心論
先論「西方中心論」。第二章介紹全球貿易的論點,建築在「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採用倒捲珠簾的寫作方式,藉由歷史與論述的排列組合,論證經濟全球化中歐洲人的重要性,讓史實來符合他的前提。作者的論述模式如下:「先有歐洲人做出獨一無二的經濟全球化的前提→歐洲人的事情必須著重,並弱化其他人→寫作上以史實配合前提→論述出歐洲人創造了獨一無二的經濟全球化。」藉由此種寫作技巧,將「唯有西方帶來文明」的西方中心論點運用於本書,塑造歐洲人獨一無二的地位。

作者對非西方的描述則恰好與西方形成對比。印度洋、東南亞與東亞海域的經濟商貿,不僅毫無規則章法與共通商業語言,更是一個商貿極為薄弱的地方,唯有歐洲人到來,才將規則、語言帶入,創造出商業大城和全球商貿體系,產生正向「質變」。

日本學者羽田正在《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一書中指出,此地早有商貿規則與共通語言,並且貿易十分繁榮。但是歐洲人不僅以武力破壞當地規矩、創造自己的新規則,藉此來獲取財富,強迫自由的海洋成為奴役的海洋,更到處燒殺擄掠、佔領城市。作者稱讚的商貿大城科欽、麻六甲等早已是商業大城,何須歐洲人建立?事實上,葡萄牙人攻佔麻六甲後,麻六甲即一蹶不振,歐洲人真的帶來正向改變嗎?

而此地亦已是全球貿易體系的一環,海陸路「絲路」與大量的商貿隊伍串連起歐亞非。歐洲人加入後,雖帶動貿易量增加,但亦是以其軍事力量摧毀舊體系,方創造出本書的前提「經濟全球化」。然而作者省略負面敘述,僅在代結語強調這是必要之惡。至此引人好奇,為何侵略東南亞等地就是必要之惡,而中國人面對歐美日在中國的進出,卻不認為是必要之惡呢?這也是晚期至今全球化中重要的一環,不是嗎?

第二章也抹煞蒙古帝國和內亞商貿路線、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對於全球化的重要性。正如同米華健(James A. Mildward)和杉山正明等學者指出,內亞商貿路線乃至蒙古帝國的發展,促進了更早期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lica)」促進了世界的交流,而伊斯蘭帝國和穆斯林更是促進全球技術、商貿交流的要角,歐洲正因此而獲利、成長。

但在作者筆下,伊斯蘭卻成為只會破壞文明、血腥嗜殺的征服者,不僅對全球化毫無幫助,更導致陸路貿易衰落。若非佛教文化圈長城興起,使中國倖免於文明滅頂的災難,加上歐洲人突破穆斯林阻礙、發展先進科技,否則讓中西雙方的交流以及經濟全球化難以成為可能。

儘管作者是為了強調描述歐洲人的重要性,歐洲人與全球化卻時有所關聯,然而作者貶抑內亞與穆斯林的重要性、對東南亞歷史錯誤的描繪,明顯是接受西方中心論的成見。


掃除中國民族主義
另一個缺點,是帶有中國中心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史觀。首先,本書邏輯一貫地採取了「各朝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史學概念,這源自晚清至今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們為了塑造國家認同感,遂透過歷史書寫將歷朝歷代和超地域「文化共同體」的華夏概念,塑造成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的特殊國家與民族觀,「中國自秦代以來………」就是這種史觀的書寫方式。這種觀念在華裔群體中非常成功,也讓早年西方漢學家廣為採納,並成為本書反過來證明此觀念的證據。但是事實上,歷朝歷代是否為中國,仍難論斷。

作者雖融合了全球史與東亞世界的觀念寫作本書,卻仍無法擺脫「民族主義史學」和「中國中心論」,這種觀點在書中層出不窮。例如第二章敘述內亞商貿路線「絲路」的存在、興衰與重要性,均以「中國官方是否參與、開啟商貿」為標準,若中國官方撤出,絲路等同停擺,中國官方參與則絲路才有開啟,這條商業路線才是重要的,無視這條商業路線繁榮的貿易。一本談全球史的著作,卻僅用「中國是否參與」決定一條帶動全球化的貿易路線有無價值,這種以中國為審核標準的寫作方式,即有濃烈的中國中心色彩。

其次,第六章第一節充分顯現中國歷史學家善於隱蔽、美化乃至用以鞏固政權的史學寫作傳統。正如前述,作者認為中國自古就不愛擴張、只愛防守,是因為中國富裕,更有「內部邊疆」可以開發,「中國何需擴張?」

然而這是種美化的寫法。因為用「版圖確立」,就可以一筆帶過領土擴大實源自殘酷殺戮的「戰爭」,亦隱蔽這些領土本來不是中國「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曾經是眾多王國、部落的領土。中國龐大的版圖,實來自千百年殘酷血腥的戰爭。

作者也承認,除卻中國國力無法負擔遠征、軍力遠遜於各地政權而只能防守外,不向外擴張是因為四周領土實無油水可撈、過於貧瘠,導致成本高於收益之故。過往中國政府對於戰爭的反省,也僅是因成本過高感到不值。但若國力充足又有利可圖,中國將會採取「積極防禦」的擴張路線。

上述想法透過國家教育體制和廣泛流傳的歷史書寫,使人們接受「中國本來就有這些領土」,確保人們接受當代中國政府對於各領土的主權控制和統治正當性,穩固現有政權,塑造人們認同「OO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領土」主張的偽歷史合法性。本書第一章的地圖顯示19世紀的中國已經失去外蒙古,然而第五章的地圖卻顯示14世紀明朝建立時,已經擁有台灣主權,這體現了中國歷史學界為政治服務的史學書寫,貼近當代中國的領土原則。

因此,接受此種論述的人們不會質疑為何中國領土為何如此大、哪些地方一定是中國領土、動武只是「消極防禦」等論點,並沉浸於「中國愛好和平」的高道德虛妄謊言,進而成為接納中國對外擴張的支持者。


質疑歐洲「質變」說
作者藉由強調早期的「經濟全球化」和「軍事全球化」,強調歐洲人帶來全球貿易與區域的質變,不過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這是因為這個區域的貿易規則整體仍維持在中華「朝貢貿易」、東南亞「曼陀羅」等秩序與貿易體系之下運作,歐洲人一方面帶來改變,但另一方面也融入當地的秩序,並從中受益。

直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該地政治、經濟秩序才產生巨大質變。不僅是歐洲經過兩個世紀貿易,產生巨大的財富積累,配合歐洲本地情勢和工業革命,帶動現代資本主義的誕與歐洲經濟的崛起,加上各國的東印度公司從貿易公司轉型成領土國家,隨後歐洲又解散東印度公司直接進行殖民、轉型成帝國主義國家後,從本書著重的東亞世界乃至全球,整個世界的全球化秩序,才徹底轉型成以歐美為主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因此我並不贊同本書的看法,認為本書強調的現象僅是世界貿易的「量變」,而經過長期的積累,到十九世紀才出現真正的質變。


結論:歷史書寫是可怖的
作為一本寫給「中國」人民閱讀的普及史書,本書藉由全球史的新敘事模式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運用較為親民的文字寫作,予讀者大量整合知識與視野,是十分不錯的作品。可惜的是作者雖試圖以全球史替代過往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但寫作中國部分時,仍無法避免一種為鞏固中國當權者統治、確立他們對外擴張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民族主義史學模式。

對台灣讀者而言,則必須注意到本書是為中國人而寫,寫作點以中國出發,假設的讀者都是「中國人」。而對台灣人來說,過往威權統治70年與國民黨執政8年均致力於中國認同的建構,使得台灣人認同錯亂,在閱讀這種書時,可能會對本書的中國色彩有著親近感與親緣感。這種錯亂的認同以及因此而生的情感錯認,帶有消融「臺灣主體」的危險性。

因此閱讀本書時,必須時記我們必須以臺灣為出發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免被中國觀點所誤導,對兩岸現實有所誤解。若未理解這些內涵而直接閱讀本書,恐怕將使這套論述潛入臺灣人的潛意識,讓台灣人腦海深處與潛意識成功地被中國統戰,增加對這套威脅台灣與世界的民族主義和帝國擴張論述的正當性與接受度,乃至接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錯誤認知。畢竟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言:「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當我們閱讀對臺灣有侵略意圖的外國研究時,應更謹慎。

然而,作者嘗試寫作東亞史普及讀物這件事,非常值得台灣史家效法。特別是主張課綱、歷史認識應該不再走「中國史」、而應該選擇「東亞史」的學者們,若能不再局限於自身專業領域,寫出如同羽田正該書的海洋史觀般具有「海洋臺灣」觀點的「東亞史」,讓台灣人不再仰賴外國作品去認識「東亞」,這就是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也是建立臺灣人看待世界史的史觀所必須踏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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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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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8
中國重新奪回話語權的著作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前提是東亞快速全球化及高速發展,所以重新回顧中國歷史。特別是晚明時代,從中吸取教訓至關重要。台大周婉窈老師提到:「不要相信歷史,失敗者沒有歷史」。相較於被打敗的民族與部落,話語依然有效、勝利者、有權者才是有餘裕享受歷史話語權的族群。

作者在第一章進行學術回顧,新史潮著重當代經濟全球化,類似棉花帝國中所謂美國史研究的物質轉向。全球史的研究著重國與國的關係,全球的視角觀察研究。之後是進入公共史學,重啟發輕考證的書寫,以大眾化閱讀為目標。特色是沒有大部頭的考證與歷史資料的堆積,容易引發輕描淡寫或是證據不足,議論簡單等流弊。

本書引用經濟全球化一書的作者Jacques Adda說:經濟全球化的最終歸宿:統一和唯一的全球市場。在書中特別說明了一件事:全球化經濟誕生於歐洲,剛開始於十五世紀末,是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與結果,近幾年來一體化體制出現的世界經濟,來源於一個歐洲的經濟世界,或者以歐洲為中心的經濟世界,倘若沒有日本的有影響力發展,沒有中國令人瞠目結舌的甦醒,人們還會將世界經濟當作歐洲經濟的延伸。

而重要的就是晚明,15世紀末至17世紀是經濟全球化大潮出現和迅速發展的階段,即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徵是”火槍與帳簿”,火槍代表了軍事革命導致的新型暴力,帳簿則意味著對商業利益的積極追求。

作者於次章簡單敘述東西方貿易,絲綢或是茶葉香料等物資,陸路經過中亞大漠,經過的國家多,地理障礙大,天候因素等問題,雖有貿易事實卻沒有很大的輸送量,影響有限,回想起香料帝國的著述說明,看起來這一條路並非太有意義,自然居中的伊斯蘭與阿拉伯世界受益不多。這一點是否如此,因為伊斯蘭文化此條路線的貢獻多少?中亞等國的和平與安定促進貿易的討論是否更多 ?

海路部分,是所謂的航海大時代,貿易量大增,由香料棉花等商品逐漸建立的貿易路線與航線發展才真正為貿易,加上美洲白銀與日本白銀建立起貿易體系的白銀貨幣後,才解決貿易失衡與經濟交換問題,建立往來密切的貿易網絡,構築早期經濟全球化的秩序與基礎。不管是交易的商品,交易的航海家其中錯綜複雜關係,以中國與東南亞印尼馬來等近洋貿易或者印度洋內的貿易關係,都靠貿易風,每年的轉向或往東走中國往西走印度,麻六甲成為重要轉運點。海上航商或者靠經濟賺錢或者靠搶劫維生,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商船同樣也是奉行這些原則,一船的香料可以回本好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利潤。其中白銀成為貨幣樞紐。

接者談到這個時代的軍事現代化,這一方面也許說明不比軍事史或是兵器史詳細與詳實,貿易促進全球化,以往的技術更新較慢,冷兵器時代攻城難度較大,火藥革命到軍事技術組織的變革不斷的互相影響,至少晚明,明朝引進葡萄牙技師,仿製火槍與大砲,至少一直追在西方軍事發明演進之後,雙方差距不大或者可以說接近均等。

第四章的課題比較文化性,明代以前構成亞洲世界的三大「文化圈」:東亞的「儒家文化圈」、東南亞與南亞的「婆羅門教文化圈」和中亞「伊斯蘭教文化圈」,以及夾雜於三大文化圈之間的「佛教文化圈」和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圈」變遷與發展。倚靠西方的槍砲與武力,伊斯蘭首先擴大,先打下中亞的佛教文化圈,接者貿易與軍事雙重力量吃下部分東南亞地區現代的馬來及印尼。而菲律賓純是後來被西班牙統治後的基督教文化圈。早年靠者葡萄牙傳教士在日本與其他區域傳教,留下一些文化基地。儒家文化圈是宋代以後逐漸形成以中日韓越等四國為主。伊斯蘭部分進入印度與緬甸,後者遺留了一些文化衝突,中南半島的緬甸泰國寮國與柬普寨四國同為佛教與印度教影響的國度。伊斯蘭是否只有破壞?

作者重點在後面三章,以明朝為主角,分析晚明東亞世界變遷、明朝的應對與遺產。本章先談到中國的地理位置與世界觀的態度,類似地域性格說。東有海洋,明代早年沒有海盜與海上強權可以來犯。西方是世界屋脊,強敵很難翻山越嶺而來,即便是吐蕃王朝也因為力量不足而很難成為中國大患,唯有北狄南蠻有可能危害中原,其中以北狄歷年為患,由匈奴、東胡、突厥、回鶻、蒙古、契丹、女真、韃靼、鮮卑、羌、黨項、烏蘇、柔然,女真等部落國家,由漢朝到清朝,征戰與融合或遠離這個區域。南有安南,現代的越南。東北的高麗,現代的韓國。這些土地與中國關係或者扶持或者朝貢或者統治。愛恨交織,恩怨並存,隔水的日本,相依的印度。全球化的衝突使得這些國家關係更複雜。全球化可以加快技術交流,也可能加大貧富,而貧國實際上沒有由全球化受益只有受害。

中國的土地廣闊,自然資源豐富,可以不靠貿易自立,這也是天朝自閉思想來源,很早就統一有制度的中央集權,連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新書"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也讚取中國的治理能力。另外一個特色就是不進取,守住這一塊土地,北向南向的土地利用率較差,易取難守。接者分析日本,北方各族,南方各國等政治變化,加上西洋艦隊來了,葡萄牙等原用武力奪取地方,被明朝地方打敗才只有守澳門一小地。祖國處於危險當中。如果這就是所謂中國民族主義史學,那麼之前的印加瑪雅阿茲特克帝國被侵略都不可申冤。隱隱有中國不強所以周邊不安定的問題存在。這也太自傲了。

最後兩章是談變法圖強,除了談所謂明朝的國家戰略。更談到晚明的軍事改革成果。著名的戚家軍,然後是孫承宗車營,鄭芝龍與其子鄭成功的水軍部隊,師法歐洲軍械與操演方式、屬於數量極少的精銳軍隊,對抗倭寇、後金時卓有成效。數量過少,加上落後的軍事體制、政治鬥爭乃至皇權的不信任,不僅未挽救明朝,更新式軍隊中許多更成為清朝漢軍八旗,諷刺地成為清朝稱霸東亞的利器。推翻過往東方落伍停滯、西方前進的觀念。當然實際上當時西洋的工業與科技研究沒有一併引入,只有帶入軍事,頗似清朝的自強運動,學起皮毛,沒有根本思想與內部工業化等改進。

最後談到明末四大戰,中國緬甸邊界戰爭,中日朝鮮戰爭,明清遼東戰爭與影響台灣命運的中荷台灣戰爭,最後一戰的資料可以參照歐陽泰Tonio Andrade 之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書內有更詳實報導。

作者在代結語中說道在全球化的路上,明朝並未承擔起國家責任,無力改善國家安全,也未選擇走向西歐式近代社會,讓中國又多花兩個世紀才近代化,歷史絕不能重蹈覆轍。

作者是所謂的加州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綜觀作者的學經歷與成長教學歷史,都是獨立於廈門大學完成,文化發言權也要相配於文化的實力,中國的軟實力卻是追隨改革開放的經濟成長而來。在文化苦旅中看到是這樣,西方人將敦煌的器物取走,卻無法壓制中國人成為敦煌學的研究中心。在西方多年的帝國資本與科學技術與民權運動革命的發展。船堅炮利開啟中國新的世界觀,歐洲中心論響澈雲霄。他們忽略中國直到十八十九世紀初都是世界第一強國,一次選擇失誤不代表永遠無法回頭。除了拾回世界第一工業生產國的王冠。也要重建世界觀,世界只是一時以歐洲為領頭羊,但是等待中國回神,所謂的睡獅醒了,不只是有形的奪回寶座,連無形的文化發語權都要重建。本書的隱含目的即在此。加州學派都是以反思“西方中心主義”的研究為主,如大分流的彭慕蘭,白銀資本的 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 與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世界體系理論。

本書作者原為重量級歷史學家,依循歷史學家夏伯嘉回憶知名的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的文章書寫特色。一方面是歷史不能寫得很枯燥。雅俗共賞,不僅需要改變寫作套路,而且也要改變寫作的語言。整本書中的沒有註腳。另一方面類似劍橋歷史學家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轉向研究方向,進行思維方法的改變。作者轉向研究軍事史,行文依然專業學者的堆積問題。兵器與戰術革新此章寫得稍嫌瑣碎。

參考日本學者羽田正在"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南亞在西葡前貿易的研究。
經濟全球化最明顯的特徵可以用兩本書的書名來歸納。
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和托皮克 Steven Topik 的"貿易打造的世界 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
布朗 Lester Brown的"沒有國界的世界 Man, Land and Food, World Without Borders, and Building a Sustainable Society"。

其他書寫問題在於中國是否為一連續統一的民族或者外族統治不算中國?固有疆域由哪一個朝代算?或是哪一個基準?這些都可以討論!中國民族史學!

書寫日期 202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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