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與東方：高承恕與臺灣社會學（理論篇）

序：從韋伯到中小企業：高老師的學術志業／王振寰、朱元鴻、黃金麟、陳介玄（王振寰執筆）

推薦序／葉啟政

第一章　未成熟科學的魅力／朱元鴻
第二章　臺灣社會科學方法論發展之哲學反思／苑舉正
第三章　「苦難」的政治經濟學：群眾運動與中國革命／黃金麟
第四章　救贖經濟的理論性初探：以朝聖的宗教旅行為例／邱德亮
第五章　認知人類學的二元對立結構做為方法論的理解策略：兼論理解Georg Simmel 的社會學嘗試／鄭志成
第六章　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當代金融社會的風險與危機／翟本瑞

推薦序／葉啟政

　　我應當是在1979年認識高承恕教授的。雖然我比他早在1974年即回台任教，但是，再怎麼說，我們都是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自己培養，爾後出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任教的首批社會學者。在當時，像我們這樣的歸國學人是頗受社會重視，至少，在學院自身，年長一輩的學者們，對剛獲學位歸國任教的年輕學人，總是寄以高度期待，希望找個機會討教一下他們的學問，看看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學習、切磋。記得就在1979年間（也有可能是1980年年初），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即邀請了高承恕教授做一個專題演講，他留給了當時執學術界牛耳的重要前輩學者一個相當特殊的印象，而且，可以說是負面的印象。

　　1960年代初，在臺灣大學哲學系殷海光教授的領導推動下，邏輯實證論的哲學思想成為臺灣思想界的主流，這強化了早已行諸多年的所謂「經驗實徵」（特別是量化）研究方法的正當性。對這樣的現象，英國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 即認為，基本上乃是從事有關社會與行為現象的研究者模傚自然科學之認知模式的一種態度反應。由於種種歷史條件的隨制作用，這樣一種我們慣稱為經驗實徵研究的「實證主義」態度，在美國的行為與社會科學界裡，事實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即已蔚成風氣，並且成為主流。這麼一來，可以理解的，由於我們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研究從業者都是留學美國的，縱然沒有留學美國，其所學習而稔悉的，也是以美國的研究風範為圭皋。以當時的臺灣學術界而言，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可以說即是持有這樣之研究典範的重鎮，而楊國樞教授則是最為重要的靈魂人物。

　　從1970年代起至1980年十二月間倡導了所謂《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的十年間，楊國樞教授推動了一連串學術運動，其中包含以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為鐵三角的所謂「科際整合」，以及有關中國人性格與「現代性」等等的研究，而這一切在在均是以強調經驗實徵方法為根本。這樣的科學態度所秉持的，可以說即是1960年代以來強調所謂「經驗實徵」的實證主義思想。它以絕對的優勢籠罩著整個臺灣的行為與社會科學界，而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則可以說是極具主導作用的學術研究機構，有著極崇高的學術權威地位。

　　當時，一個學者能夠被邀請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即猶如是「被欽點」了的狀元一般。因此，高承恕教授被邀請去演講，可以說是被看重的，是一種榮譽。然而，問題就出在高教授的演講內容，我忘了他的演講題目，但是，他所講的涉及當時他熟悉的德國批判理論與詮釋學，對實證主義，當然，不能避免的，會有著批判性的著墨。對當時在座的諸多深受美國實證思想洗禮的前輩學者，這無疑是嚴厲的挑戰，涉及的是基本學術信仰，更是學術尊嚴的問題。於是，以楊國樞教授為首的諸多學者表示不滿，以為這是一種反科學的狂妄作為，實不可取。這麼一來，這次的演講所呈現的，最重要的自然不是高承恕教授的學養功力，而是為行為與社會科學界引來騷動──一種基本信仰受到嚴重挑戰（乃至摧毀）的集體焦慮。自此，高承恕成為「異類」的代名詞，很自然的，被歸類為是行為與社會科學界中的非主流少數份子。沒錯，高承恕教授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初次學術春啼，為他帶來的，最重要的莫過於是學術屬性的定位，這是「不幸的」。但是，依我個人的意見，這卻可以說是高承恕教授對1980代初期之臺灣社會學界最大的貢獻，即：於代表美國主流社會學之實證主義與結構功能主義之外，他為我們開啟了另外一扇門，特別是理論思考的門，這個門來自歐陸德國的社會思想──批判理論和詮釋學傳統，當然，還有韋伯的社會思想。再說，這也正是高承恕教授於1980年代的臺灣社會學界能夠領風騷的關鍵。

　　回顧高承恕教授的學術生涯，我們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不論就教學或研究而言，他後來專注的是有了轉向。正如這本書編者們撰寫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高教授把焦點轉移到法國年鑑學派史學的論述典範。我不知道高教授為何會有此轉移，也不曾得知其心路歷程，但是，這個轉移是有意義的，更可以說是奠定了臺灣社會學界裡慣稱之「東海幫」的基本思維架構的基礎。我個人認為，除了肯定著任何社會學研究必須關照社會的「歷史」條件之外，高承恕教授更進一步地認識到「日常生活」這個概念，無論就理論立場或現實社會生活來說，對於理解人們之社會行為均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事實上，回溯法國社會學發展的傳統，特別是左翼的社會思想，我們可以發現，至少從Lefebvre於1947年出版《日常生活的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的第一卷以來，整個（至少法國）馬克思主義思想把革命的希望寄託在如何從日常生活世界裡來啟蒙無產階級，並讓他們有著產生革命的動力。撇開所有相關的課題（如具體的革命策略問題）不談，高教授在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講授Braudel 之年鑑學派的論述，某個程度來說，是呼應著這樣的思想潮流。尤其，在1980年代所推動之「學術研究本土化」的衝擊之下，這樣地強調「歷史」與「日常生活」自然是「本土化」兩項不可或缺的概念範疇。高教授這樣的選擇可以說是明智、且具有著前瞻性的感應。

　　坦白地說，做為高教授的摯友，尤其是學術上的同好，我沒有料到的是他將之後的研究重點移轉到對臺灣中小企業從事經驗實徵的研究（包含了之後對台商和東亞資本主義的比較研究），儘管當高教授把興趣轉移到對法國年鑑學派史學，原本就可以預期有著轉向經驗實徵研究的可能。是的，從喜好「熱鬧」與結交朋友的個性角度來看，高教授的心靈世界裡確實有著引動他走入庶民世界的潛在驅力，但是，他能夠毅然決然把過去喜好與擅長的理論思考予以適當的懸擱，在心靈上需要先做點調整，並下定決心。就我個人的立場，對一個學者而言，這是一種「致命」的選擇，需要一定的勇氣。更令我感動的是，我認為，除了個性之外，高教授所以把整個學術生涯投入臺灣中小企業的經驗實徵研究，尚有一股來自內心的沛然力量，這股力量即是他對自己所生長之臺灣這塊土地有著一份關懷與熱愛的情操。高教授是所謂「外省」子弟，而且是一般所謂的「高幹」子弟，能夠把自己的學術生涯關注在一般庶民的生活世界上面，就其個人生命史來說，是不尋常的，值得尊敬，也應當特別予以肯定。反過來，對我這樣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卻做不到，我自己應當覺得慚愧才對。

　　高承恕教授是一個情感豐富而熱情洋溢的人物，這很明顯的體現在於他的整個學術生涯之中。其實，單就他的學生們在這套文集中為他所撰寫之論文的內容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了。能夠把生命情懷融入學術活動之中，正是韋伯所說之「學術作為志業」的基本精神，這在臺灣的學術界裡是少見的。對這，我始終認為，高承恕不是一個科學家，而是藝術家，一個把整個生命融入專業的藝術型學者。難怪，他會深深地獲得到學生們的愛戴以及長年追隨，成為永遠、且唯一至尊的「幫主」。